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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里的文学共同体:通识教育的师范传统

日期: 2019-11-17 09:11 浏览次数 : 80

  近年来,开展通识教育已成为国内大学教育中的一项普遍举措,但对通识教育理念的把握,高校与高校之间却又存在着深刻的歧见。由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和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主办的“文学阅读与通识教育”研讨会,将于2017年10月29日在该校中山北路校区召开,探讨如何有效地在通识教育的框架中开展文学教育。

教室里的文学共同体:通识教育的师范传统

  会前,澎湃新闻记者就通识教育的若干问题,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书记童世骏。

2017年10月29日,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召开了由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和对外汉语学院主办的“文学阅读与通识教育”研讨会。作家韩少功、王安忆、翟永明、孙甘露、格非、毕飞宇,学者童世骏、汪晖、陈思和、王晓明、贺桂梅、汪涌豪、陈恒、袁筱一、梁超群、倪文尖、田雷、毛尖、朱康、罗萌参与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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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党委书记童世骏在致辞中介绍了该校的通识精品课,并且引用李大钊的话,强调人文学科之于通识教育的意义:文学教我们“发扬蹈厉”,哲学教我们“扼要达观”,史学教我们“踏实审慎”。

童世骏

文学写作与“伟大的心灵”

  澎湃新闻:一般而言,大学通识教育有美国经验和欧洲经验。您认为中国大学该如何面对这些经验?

作为会议讨论的起点,韩少功的发言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当下大学教育面对的难题:我们的时代信息爆炸,传统的知识灌输型教育越发变得不合时宜;学科分化过细,医脑的只管脑皮,医脚的只管脚毛,做现代文学的谈不了当代文学,做明史的谈不了清史;知识脱离实践,知而不行,“文青”“文艺”成了指代言不及义、逻辑混乱的负面词。于是,自学能力的培养、通识教育的弘扬、社会调查的普及,就变得尤其重要。

  童世骏:在现代世界,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通常包括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和实用型大学三种类型。如果我们把研究型大学当作典型的现代大学的话,这里面通常也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研究生院、本科学院和专业学院。高等教育的三类学府,以及其中的研究型大学的三个部分,大致分别对应于德式的、英式的和美式的三种大学理念。

王安忆和翟永明的发言在不同程度上呼应了韩少功的判断。王安忆这些年在复旦大学从事创意写作的专业硕士教育,她介绍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她的学生里,来自重点大学的理科生多了起来。她好奇这些学生为什么本科不读文,得到的回答是,“学霸”往往不好意思报文科,本科读了理科,给家里有了交待,到研究生再选自己喜欢的文学。

  相对来说,强调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的德国式大学理念,会强调通识教育的最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是培养敬畏学术、献身学术的精神。这种精神恰恰是要通过高质量的专业教育实现的。即使一般意义上的“通识教育”,也就是关于世界、文化和人生的一般知识的传授,大学教育之所以区别公民教育,也在于它是具有相当程度的研究性的——不仅仅是这些课程应该是由对课程内容有研究的教授来上,而且是指选这些课程的学生应该以研究者的姿态参与到课程中去。

翟永明坦言,自己当初是在电子科技大学念的工科。在她那个年代,讲求的是术业有专攻,高校期待学生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专业上。但她自己却是个“不务正业”的“反面教材”,好读杂书——并非按照文学史系统地读文学,而只读自己感兴趣的书。

  通识教育所传授的不仅仅是知识,而且也是智慧,因而它不仅仅诉诸理智,而且也诉诸情感和信念。因而它的载体不仅仅是文字,甚至也不仅仅是图像和声音。大学通识教育离不开融洽的师生关系、美丽的校园环境、活泼的文化生活,都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种意义上的通识教育,与以约翰·纽曼为代表的大学理念比较接近。

如果说通识教育作为对大学教育现状的疗救,已经成了某种普遍共识的话,那么文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便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格非批评越来越多的文学专业学生只读理论,不读作品,他认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好传统正是重视文学作品选读的教学——毛尖的通识课是对这种传统的接续。在讲述了一个患有严重忧郁症的学生通过阅读《红楼梦》被治愈的故事后,格非总结了文学的三重意义:文学帮助我们获得存在感,帮助我们摆脱知识和话语的奴役,帮助我们反省日常生活。

  美国赠地学院传统,以及很大程度上由这种传统所构成的教育革命,使得“服务社会”和“教育平等”成为大学理念的重要成分,使得大学承担起满足社会的工业化、民主化对于实用知识和公民能力的需要的责任。根据这种大学理念,实用知识和公民能力(以及公民德性)应该成为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务实”和“平等”应该成为通识教育所要培植的重要价值,面向大众的general education因而得以区别于面向精英的liberal education。

对毕飞宇来说,文学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教化的意义。读小说,读到那么多的人物,我们的心会变大,因为我们心中有别人:是这种内心可以装满许多人的大,教会我们什么叫宽容和宽恕。毕飞宇认为他自己就是被文学再造的,文学把一个本可能成为十恶不赦的混球的人,变成了一个安静的人,让粗鄙的灵魂变优雅,让急促的灵魂变从容。

  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我觉得应该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我校首任校长孟宪承在1934年概括现代大学理想的时候,自觉地把“品性的陶熔”和“民族和社会的发展”的理念与《礼记·学记》里表达中国教育传统和现代中国大学师生参与社会改革的实践结合起来。蔡元培先生虽然在阐述北京大学的研究型大学理念的时候,强调这个理念的西方来源(尤其是上面所说的德国大学理念),但当他在1922年高度评价毛泽东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的时候,说它“以学者自力研究为本旨,学术以外无他鹄的”“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则实际上把中国古代的书院传统与孟宪承所说的“智慧的创获”这个大学理念也密切关联起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在中国推进通识教育,可以很自然地把中西教育的最佳传统结合起来。

——而这,无疑要诉诸阅读。王安忆感叹,现在的学生犹如变异了的物种,她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读书那么痛苦,那么慢。她自己是在阅读里泡大的,如今依然每天轻松阅读十万字,年轻的时候甚至能读二十万字,她等人的时候会把墙上的东西看完,需要用文字来喂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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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和王安忆不同,读书很慢。父亲告诉毕飞宇,天底下的书读不完,所以毕飞宇仿佛赏玩古董似的读一本书。有时候一个上午只能看十页,内心的满足却是巨大的,一个好的词语搭配也能让他高兴半天。与文学伴生,毕飞宇获得了极好的生命状态。他爱它,也坚信,它也爱他。毕飞宇区分了小说家的阅读和批评家的阅读:小说家的“小说课”之所以更“好看”,是因为他们不像批评家那样,在下结论前有论证的负担。但论证,换言之,做功课,对大学生却是必须的训练。

1951年,孟宪承校长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大会上讲话。

格非说,如果阅读和写作只能二选其一,他会放弃写作。阅读的快乐不容放弃,做一个伟大的读者是第一重要之事。阅读文学,给了我们秘密的快乐——对此孙甘露深以为然: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阅读瞬间,其中真正的喜悦不可分享。孙甘露否认存在什么完美的书单,在阅读的曲折道路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起点,都会通向不同的方向,这将伴随人的一生。

  在中国做通识教育,还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高校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是高校通识教育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包括通识教育的整个大学教育都是以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而通识教育尤其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有重要意义。此外,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也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因此通识教育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而且本身就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组成部分。

如格非所言,伟大的读者和伟大的作家一样有一颗伟大的心灵。

  澎湃新闻:国内谈及通识教育,总是在不断引用列奥·施特劳斯。如果说在普通(general)教育的意义上,通识教育是要打破现代社会的再封建化,培养全面的人,深化民主,那么在博雅(liberal)教育的意义上,通识教育便是贵族主义、精英主义的,换言之,是反民主的。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您如何看待教育的贵族化与民主化、精英性与大众性之间的关系?

通识教育与文学的位置

  童世骏:从平民教育与精英教育的理念差别来谈论“普通教育”与“博雅教育”之间的区别,我想套用哲学界熟知的一个说法这么说:否定精英价值的通识教育是空洞的,而否定平民价值的通识教育是盲目的。不同学校的通识教育当然会有不同特点,也有不同重点,但真正适合现代社会的大学通识教育,应该是超越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之间的简单二分的。

在下午的学者讨论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童世骏教授首先从哲学角度考察了文学在通识教育中可能起的作用——他分析了讲故事和讲道理的关系,论证了三个命题:讲故事往往更能讲清道理;听故事往往更能让人讲理;然而,虽然在讲清道理和让人讲理方面,讲故事有优越性,但光靠故事是不够的,还是需要道理或阐述道理的部门。

  在这点上我想华东师大的通识教育是有一点特殊优势、至少是可以有一点特殊优势的。华东师大虽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师范大学,但我还是喜欢我们的“求实创造,为人师表”的校训,因为高等教育,特别是像华东师大这样的高校的教育,确实是要培养能在社会公众面前发挥广义的“为人师表”作用的人。但正像毛泽东在给他的母校湖南第一师范的题词所说的那样,“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自以为精英,鄙视普通人民,不愿意向人民群众学习,就不配做人民的先生——不仅是道德上不配,而且也可能是能力上不配。为实现这样的如冯契先生所说的“平民化理想人格”的育人理想,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缺一不可,而跨越不同专业、超越特定功利目的的通识教育,尤其重要。

童世骏首先举了周梅森的小说《谁主沉浮》和铁凝的小说《谁能让我害羞》作为例子,认为这两部文学作品能够让我们更好地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利益、认同和价值的不同人际关系。故事的效力可见一斑。其次,借助理查德:罗蒂,童世骏指出,故事更能让人听得到且听得懂,因为文学能够提高人的想象力,在这个意义上,它是通识教育、是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的形式。不过,最关键的是,故事之所以能够讲道理,是因为它不仅仅是故事。在后形而上学时代,故事和道理的界限被打破了:最实质的论证是常识和理论之间达成的反思平衡,同样的观点可以是基于不同的理由形成的重叠共识。也就是说,每讲一个故事,就是邀请听众进入一个场景,把讲述者和听众的见识进行平衡,这里已然有了思辨,可以提炼出道理。

  澎湃新闻:华东师范大学是新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您如何理解她开展通识教育的可能性和方式?

清华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的汪晖教授认为,现代中国最成功的通识教育——他更愿意称之为人文教育的构思,来自师范教育。师范学校培养中小学老师,旨在让社会上的每一个成员有基本的素养,有相互交流的基础,指向的是教育公平化。汪晖对许多师范院校的改名不以为然,他认为我们应该重视自己曾经的人文教育传统,重视——比如说——格非提到的师范大学文学作品选读课的模式。在他看来,通识教育不仅仅是大学的事,而是从小学到大学的过程。

  童世骏:无论是大学教育本身,还是我们作为特色和优势的教师教育和教育研究,都要求我们特别重视在学校里形成一种好的“师生关系”,并且争取把这种“好的师生关系”向社会公众辐射。在华东师大作为一所师范大学进行通识教育,尤其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的意义。

根据汪晖的分析,中国的人文教育变成专业教育也其来有自。二十世纪初,一部分人希望把文学变成科学,使文学的知识从自然知识中摆脱出来,在新的学科制度中有一席之地,建立起自己的学科地位;另一部分人则试图与十九世纪处于支配地位的科学世界观对话,和自然律的知识对抗,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偶然性,强调其不受自然律支配之处。然而,这对立的两方面虽皆有其历史合理性,却更类似某种技术理性和浪漫主义的二律背反,存在着局限。

  好的师生关系,在我看来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是“讲道理”。师生关系的形成不是靠亲情、利益和权势,而是靠知识和道理。第二是“求进步”。很少有一种人际关系,像师生关系那样把“求进步”作为其内在原则的。毛泽东给小学生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其实也是适用于大学的。第三是“有尊卑”。中华民族讲究“师道尊严”,主张“尊师重教”,是以承认师生之间这种尊卑关系为前提的。当然,在现代社会,承认这种意义上的尊卑,实际上也意味着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那种基于理性和德性的尊严和高贵,承认我们在理性和德性面前根本上是人人平等的。但这种平等只有作为学习过程的结果才是现实的,在学习过程的起点上或过程中,这种平等还只是潜在的。也就是说,要把尊严和高贵从潜在的变成实际的,是要通过修养、学习、努力才能得到的。第四是“重学习”。中华民族历来特别重视学习,这是师生关系在中国之所以那么重要的最重要理由。而且,正如孔子所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也就是说,人身上很多优点,如果离开了“好学”的话,是会变成了缺点的。教育的目的并不只是应培养“好人”,而是要培养“成人”,而这一点必须靠学习来实现。套用曾经很著名的一个说法,只有“讲学习”,才能懂得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处理好往往会发生矛盾的“讲正气”和“讲政治”之间的关系。

或许,文学阅读能够打破这种专家文化,重新呼唤出全面的人——新的政治主体。汪晖认为,文学经典能够激活历史中真实存在的斗争,把这些斗争变成活的、我们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于是,文学阅读便不可能只是为了提高修养,它毋宁是重新认识历史和当代世界的方式,汪晖紧接着援引鲁迅的《死火》说,阅读就是用温热燃烧自己,在死亡的过程中重生,变成新人。文学在这个意义上的敏感性和创造力,是汪晖最为强调的。

  简单地说,通识教育在华东师大除了要实现在其他高校同样的有关知识传授、能力训练,尤其是价值培育的功能之外,还应该着力在校园形成以讲道理、求上进、有尊卑、重学习为特点的人际关系,并且努力让这样的人际关系向校园之外辐射,以利于如十九大报告中所要求的“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火爆网投平台,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贺桂梅教授对文学和通识教育的关系提出了三点思考。首先,在现代社会谈会通,不得不面对的是专业化的现实,换言之,需要在更高层面把通识教育和文学史教育、古代经典教育和现代文学教育沟通起来。其次,二十世纪的文学经典与学生的现代经验更有亲和性,但二十世纪的经典还不稳定,尚在经典化的过程中,需要通过通识教育来筛选,使之再经典化。第三,文学因其复杂性和特殊性,可以容纳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以“爱情”“城市”这样的主题为线索来讲授文学,便是立足文学来会通别的学科的尝试。

  澎湃新闻:您觉得通识教育在中国,需要如何处理古代经典、西方经典与当代经典的关系?

教学空间与阅读的技艺

  童世骏:通识教育不局限于经典阅读,但经典阅读确实是通识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因为阅读经典就是阅读者对自己所属共同体的最优秀成员的倾听;经受以阅读经典为核心内容的通识教育,就是让年轻的心灵经过倾听而不仅仅是言说、分享而不仅仅是创造,通过充实和反省、思考和行动,而得到健康的成长和成熟。

诚如研讨会第三场的议题说明所言:当我们说通识教育要“仔细的研习文本、传统的经典文本”,

  经典阅读是重要的,经典内容的多样性、互补性、启发性和开放性,也是重要的。仅仅抽象地说,古与今的经典就是缺一不可的,中与外的经典也是缺一不可的。

需要追问的是,何谓“经典文本”?如何才能称得上是“仔细的研习”?在通识教育的框架里,面对跨学科的学生,研习的“仔细”有没有限度?在这里,阅读的技艺与教学的技艺汇聚在同一个空间里,变成了同一种技艺:在教学里呈现的阅读的技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效传递,变成学生学习中的阅读技艺?我们能否通过阅读技艺的传递,在现实的教学空间里形成一个文学的共同体?

  稍微具体一点地说,经典阅读功能是为了满足年轻学子们实际的精神需要,针对他们实际的思想问题。青年学生日新月异地成长着,不可避免地有一个自我之“认同”的问题。青年学生走出家庭、来到校园并准备走向社会,势必有一个社会之“规范”的问题。青年学生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乡村和城市,对自己从书本上了解的故土和异乡,充满着好奇和疑惑,因此就有一个世界之“意义”的问题。经典阅读要履行世俗意义上的精神教育的职能,就必须帮助青年学生顺利地形成认同、内化规范、理解意义,使他们今后能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在一个团结和谐的社会中生活和工作,在大千世界中体会到意义和美妙。满足这种意义上的精神需求,既是满足青年学生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特定年龄阶段的现实需求,也是满足他们作为成长中的人类个体所拥有的共同的永恒的需求。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经历数千年检验、得到几十代肯定的文学作品、史学典籍和哲学论著,是青年学生最好的精神养料,尤其如果我们不忘记把这些典籍放在读者所生活于其中的当代语境的话——毕竟,对我们和我们的学生来说,“我是谁”的问题,“我应该怎样行动”的问题,“这世界对我意味着什么”的问题,都是发生在我们这个经济全球化、交往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和各国人民未来命运一体化的当代世界之中的。

对于上述问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倪文尖教授归纳了文学教学所面对的三组矛盾:阅读的个体性和现代学校教育的公共性的矛盾,阅读的无限性和课堂教学的有限性的矛盾,文学的神秘性和一般读者的非敏感性的矛盾。继而,倪文尖认为文学教师有两个任务:首先,“取法乎上”,让文学爱好者变成文学科班生,让学生意识到文学是作家用语言和情节把握世界的方式,即文学的内容就是它的形式。其次,“微观入手”,建立核心文本,预设这些经典文本是全息性的,承载着文学的全部秘密。老师利用有限的课时重读、细读这些学生耳熟能详却熟视无睹的文本,动态地“还原”作家的创作过程,揭示文本秘密,使学生获得震惊感。

  再具体一点地说,我尤其想强调经典著作的多样性对于满足不同处境的人们和不同阶段的人生的不同需要的重要性,以及对于满足同一个人或同一个群体的不同方面的需要的重要性。前几天我在给我校光华书院的学生做报告的时候,引用了我的老师冯契先生在六十三岁、七十六岁和八十岁时给友人的信中的三段话,对其中“价值”“理想”和“责任”三个概念做了一点发挥。这三个概念的丰富含义,对于年轻学子来说,如果不通过大量经典阅读,只通过听讲座,谈体会,是无法真正理解的。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朱康老师的发言,则是对他把爱情文学作为通识课内容的正当性辩护。2009年,法国左翼哲学家阿兰:巴丢在他的《爱的多重奏》里,把当代的爱情观念归为两类:自由主义的(社交网络使爱变得无风险)与自由放任主义的(爱被化约为身体的享乐)。这与美国右翼思想家阿兰:布鲁姆在1993年出版的《爱与友谊》对爱欲在当代堕落的判断如出一辙。面对同样的爱情危机,巴丢的方案是,强调爱情本身:爱是坚持到底的冒险,是最小的共产主义。布鲁姆则把爱情联系到言语,希望通过阅读来拯救爱情。也就是说,对左翼而言,爱意味着行动,对右翼而言,爱意味着言说。朱康在观念上支持巴丢,但在实践上支持布鲁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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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康看来,类似于爱情的危机,我们今天还存在着阅读的危机:一方面是自由主义的阅读,读安全的心灵鸡汤;另一方面则是自由放任主义的阅读——大量地、无边际地读,但每一次阅读都是瞬间,是一夜情。阅读的过剩其实是阅读的匮乏,大量的阅读并没有塑造我们,使我们发生改变。朱康的方案是对布鲁姆的颠倒:先通过爱情来拯救阅读。用学生对爱的需求,使他们产生阅读的冲动,并且,在close reading的意义上,让学生建立和文本的亲密的、爱的关系(reading in close relationship)。在这个意义上,老师需要做的——如倪文尖教授所说——是为每个文本发明一个新文本,“我读出的文本和你读出的文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每次阅读都是新的阅读,从而在教学中使学生产生震惊状态,与学生建立文学的共同体。

冯契

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雷启立教授谈通识课程

  我还想借助于冯契对古今中西的一些比较来表明通识教育中阅读不同经典的重要性。冯契珍视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遗产,但认为它只有与西方已经相当发达的实证科学和形式逻辑结合起来,才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方法,并且避免蜕变成空话和诡辩;冯契重视西方哲学所强调的“自愿原则”,但不仅强调自愿的意志选择要获得自觉的理性指导,而且认为意志的专一性或坚定性品格与意志的自愿性品格缺一不可。冯契认同中国文化的理性传统,但提出不但要防止“以理杀人”的独断主义,而且要防止因为克服独断主义而走向虚无主义,尤其要防止独断主义的唯我独尊与虚无主义的没有操守的独特结合:拿独断主义吓唬别人,拿虚无主义纵容自己。冯契先生的这些观点,是他自己研读古今中外大量典籍、思考其中包含的大量问题的结果;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引导学生在自己所处的特定语境中跟随前辈和老师进行阅读和思考,从所读所思当中逐渐获得他们自己的经得起批判推敲的意见、观点和立场。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通识教育在中国的勃兴?

  “文学阅读与通识教育”研讨会

雷启立:近二十年来,有关大学教育的“博雅”和“通识”之呼声不绝于耳。从我的直观看来,当代中国大学教育中的通识教育是糅杂博雅和通识的。我们从三个方面通俗点说吧:一是对高等教育现实困境不满的反拨。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家长希望孩子上个好大学,读个好专业,将来好就业。可是,上完大学以后,毕业了却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行业认为大学毕业生出来啥也不会,专业教育口径不够宽,基础不够厚,不好用。招了大学生进企业再培训。社会上觉得年轻人少教养,缺常识,没担当,都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这些看法当然是不无偏颇的,叫大学教育不能承受之重的,但各方面的怨言、期待,逼迫着大学教育不能不做出一些改变。作为通识的教育(general education )因此而具有现实意义。

  开幕式

其二,现实社会发展变化快,越来越频繁的职业变化使得厚基础、弱专业成为大学本科教育培养方向的新潮流。通过大学教育完成对大学生知识、思辨、逻辑、研究能力的训练,从而形成超越一般偏狭的职业技能训练,超越普通公民教育的洞察能力、归纳、研究问题的能力,这也通识教育中的liberal arts元素因而被要求和召唤。

  主持人:雷启立

其三,更具有liberal 意义的是,虽然今天人们的精神状态已经非常的日常生活化了,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不愿意被过于现代和工具意义的价值理性所绑锁,人们对于审美、智慧、情感、理性、信念的追求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这就使得通识教育与对个人心灵的“远方”的召唤、挖掘和解放密切相关。这种内生动力是如此的绵绵不绝,使有质量的、好的通识教育特别的令人珍视。

  致辞人:童世骏

澎湃新闻:您能否介绍一下华东师范大学的通识课程?

  Creativity:文学写作与“伟大的心灵”

雷启立:华东师大的通识教育,或者可以用我们第一任校长孟宪承先生的大学理念来说,是围绕“智慧的创获,品行的陶熔,民族与社会的发展”而展开的。这三个核心概念被分别翻译为Creativity、Character、Community,我觉得真是好,言简意赅,准确传神,契合孟校长有关大学理念的原意。近十多年来,华东师大的通识课程逐渐形成了:面向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开展的,以价值观念的传递、科学思维方法的确立以及完整人格的塑造为主要目标的通识课程系列。意在促使学生涉及不同学科领域,拓展视野,启迪心智,开阔思维,使之具备宽广的学养基础,获得充足的精神成长,进而形成终身受益的基本素质。

  主持人:孙甘露

我们为此开设了一系列好课程。讲课程类型可能太无趣,讲课程名称吧:古文字专家刘志基老师的“汉语文字演变与中华文化传承”,地理学专家束炯教授的“地球自然环境的复杂性”,物理学马学鸣教授的“物理学发展过程中的困难与挑战”,更年轻一代的哲学系晋荣东教授的“批判性思维”,生物学杜震宇教授的“食品安全与科学理性”,还有如“哲学史中的理性传统”“哲学思维与方法论”等“理性文化”系列课程。背后其实包括艺术美育、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信息科学等八大类。这些课程要求紧而有力,在科学、人文知识的传授背后,是学问的方式与方法,是对个人品格的陶冶和修炼,有对国家与民族理解与认知,以及深沉的爱。所谓智、格、社会等要素都在背后。

  嘉 宾:韩少功、王安忆、翟永明、格非、毕飞宇

华东师大的通识课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对文学和人类美好情感的发掘和重视。我们很多老师开设了极具文学、审美性的通识课,通过不同路径的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与分析,来体现大学教育中关于文学、人文、美育等方面熏陶和训练。比如朱康、罗萌等教授的《二十世纪中国爱情文学》,罗岗、倪文尖等教授的《现代城市文学与电影经典》,袁筱一、梁超群等教授的《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经典与阐释》。这些课程将学生从不同维度进入到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开掘中,通过细读探究、深入讨论等教学手段,把学生从手机族带入到经典、名著的世界。最近,教育部对华东师大本科教学进行审核评估,我们从图书馆的大数据中调查统计中,发现,有学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三十次进图书馆,借阅过几百本书。在是有学生借阅图书中,文学书的借阅数远远高于其他学科。

  Character:通识教育与文学的位置

不谦虚地说,从我了解的与其他大学通识教育开展情况的比较来看,我们的通识教育是具有鲜明华东师大风格和特色的。

  主持人:王晓明

我们同样也有一个梦想,希望通过这些好的通识课程的开设和熏染,帮助学生养成健全人格。借助各类general、liberal要素的带入,加强“全人”培养,造就能够改造社会,而不是被社会改造的人。在通识与专精、个人诗性与技术理性、博雅教育与职业训练的争拗之间找回大学精神。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每位教师,每个课堂的努力,让中国高等教育走出所谓的“灵魂”危机。

  嘉 宾:童世骏、汪晖、陈思和、贺桂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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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毛尖

  嘉 宾:汪涌豪、陈恒、袁筱一、倪文尖、朱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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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丁雄飞

来源|澎湃

编辑|吴潇岚